我国政府购买兽医社会化服务发展现状、实践案例与优化路径

摘要：政府购买兽医社会化服务是深化兽医管理体制改革、补齐基层动物防疫短板、保障畜牧业高质量发展与公共卫生安全的关键举措。本文基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《农业农村部关于推进兽医社会化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》等政策法规，结合《中国动物检疫》《中国兽医杂志》等核心期刊研究成果与全国多地实践案例，系统梳理我国政府购买兽医社会化服务的政策演进、实施现状、典型模式与成效，剖析当前存在的承接主体能力不足、财政保障薄弱、监管考核不健全、服务边界模糊等突出问题，提出完善制度体系、培育市场主体、强化资金保障、健全监管机制、推动数字化赋能的优化路径，为基层兽医社会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。关键词：政府购买服务；兽医社会化服务；动物防疫；基层治理；公共卫生
一、引言
兽医工作是维护畜牧业生产安全、动物源性食品安全、公共卫生安全和生态安全的重要支撑，基层动物防疫体系则是兽医工作的“最后一公里”。近年来，随着乡镇机构改革推进，传统乡镇兽医站人员缩减、队伍老化、职能弱化问题凸显，单纯依靠政府公办机构难以满足规模化养殖与疫病防控的多元需求。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》后，农业农村部相继出台系列政策，将政府购买服务引入兽医领域，推动形成“政府主导、市场运作、社会参与、专业支撑”的兽医社会化服务新格局。

截至2025年底，全国超90%的县（市、区）开展政府购买兽医社会化服务试点，服务范围覆盖强制免疫、疫情监测、无害化处理、检疫协检、技术推广等核心环节，培育出兽医服务公司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行业协会等多元化承接主体。据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统计，全国兽医社会化服务组织达3.2万家，年服务畜禽超120亿头只羽，基层强制免疫抗体合格率常年稳定在70%以上，重点省份达90%以上。但从实践来看，我国政府购买兽医社会化服务仍处于探索完善阶段，区域发展不均衡、服务质量参差不齐、长效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制约其效能发挥。本文结合国内兽医科研成果与权威案例，全面剖析现状、总结经验、破解难题，助力兽医社会化服务体系规范化、标准化、专业化发展。
二、政策演进与理论依据
（一）政策体系构建
我国政府购买兽医社会化服务政策遵循“顶层设计—试点探索—全面推进”的路径，形成层级清晰、覆盖全面的制度框架。
1. 顶层奠基阶段（2013-2017年）：2013年国办发〔2013〕96号文件明确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总体要求，将基本公共服务纳入购买范围；2016年《全国兽医卫生事业发展规划（2016-2020年）》首次提出“推广政府购买服务，探索将兽医公益性服务交由具备资质的市场主体承担”；2017年农业农村部印发《关于推进兽医社会化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农医发〔2017〕35号），明确购买主体、承接主体、服务内容、资金保障与监管要求，成为兽医社会化服务的纲领性文件。
2. 规范完善阶段（2018-2022年）：2018年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印发通知，要求各地将强制免疫、无害化处理等公益性服务优先纳入购买目录；2021年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正式确立兽医社会化服务法律地位，规定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，支持兽医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动物防疫工作”；2022年《全国畜间人兽共患病防治规划（2022—2030年）》将兽医社会化服务纳入人兽共患病防控体系。
3. 全面推进阶段（2023年至今）：农业农村部将兽医社会化服务纳入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延伸绩效管理，推动整县、整市推进试点，出台承接主体资质认定、服务标准、考核评价等配套规范，各地相继制定实施方案，形成“中央定方向、地方抓落实”的工作格局。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“健全基层动物防疫体系，推进兽医社会化服务”，将其上升为国家乡村振兴战略重要支撑。
（二）核心理论支撑
1. 公共服务市场化理论：兽医公益性服务具有公共物品属性，政府通过购买服务将生产权与供给权分离，引入市场竞争机制，提升服务效率与质量，破解政府包办的低效困境。
2. 协同治理理论：政府、市场主体、行业协会、养殖主体多方协同，明确“政府管监管、市场管服务、行业管自律”的职责边界，构建多元共治的动物防疫体系。
3.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：针对基层兽医服务供给不足、结构失衡问题，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优化资源配置，补齐散养户防疫、疫病监测等服务短板，适配畜牧业高质量发展需求。
三、我国政府购买兽医社会化服务实施现状
（一）购买主体与承接主体
1. 购买主体：以县级农业农村（畜牧兽医）部门、乡镇人民政府为核心，部分地区由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、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作为购买主体，形成“县级统筹、乡镇实施”的管理模式。如安徽灵璧县明确乡镇人民政府为购买主体，与服务组织签订协议；广西北流市、内蒙古武川县由县级农业农村局作为购买主体，统一招标、统一监管。
2. 承接主体：呈现多元化特征，主要包括五类：一是专业兽医服务公司，如湖北巴东县水布垭畜牧产业服务有限公司、天水砦旺牧业技术推广服务有限公司；二是农民专业合作社，如贵州习水三益动物防疫农民专业合作社；三是乡镇兽医站转型主体，如河北井陉县兴牧畜牧兽医服务中心；四是疫苗生产、无害化处理企业，如黑龙江富锦市哈药集团；五是行业协会与执业兽医团队。据《中国动物检疫》2024年调研数据，专业服务公司占承接主体的42%，合作社占28%，成为核心力量。截至2025年，全国执业兽医16.5万人、乡村兽医17.7万人，但按发达国家标准，执业兽医缺口仍超30万人，基层专业人才供给不足。
（二）服务内容与购买方式
1. 服务内容：以公益性服务为核心，经营性服务为补充，形成“1+N”服务清单。“1”即强制免疫、疫情排查、采样监测、检疫协检、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等法定公益性服务；“N”包括技术培训、兽药饲料指导、粪污处理、品种改良等增值服务。宁夏泾源县将强制免疫、标识佩戴、免疫档案录入纳入购买范围；甘肃天水市将环境消毒、疫情报告纳入服务内容。全国公益性服务购买占比超80%，集中于强制免疫与无害化处理两大核心环节。
2. 购买方式：遵循政府采购法规定，采用公开招标、邀请招标、竞争性谈判、单一来源采购等方式，其中公开招标占比超60%。部分地区针对散养户防疫等碎片化服务，采用“打包采购、定额补助”模式；内蒙古推行“菜单式”购买，养殖主体可自主选择服务项目。
（三）财政保障与资金管理
资金来源以中央动物防疫补助经费为基础，省级、市级、县级财政按比例配套，形成“四级联动”保障机制。连云港市每年安排2265万元，四级财政按1∶1∶4∶1分担；广西宾阳县2022-2025年获自治区、市级专项资金650万元；巴东县县级财政每年投入1000万元保障服务运转。资金拨付实行“预拨+考核+结算”模式，如新疆策勒县签订合同后预付50%，考核合格后拨付剩余资金；赤峰市巴林右旗按免疫数量、质量考核兑现经费，强化绩效导向。2025年全国动物防疫补助经费超80亿元，其中30%以上用于购买社会化服务。

（四）监管考核与实施成效

1. 监管考核：建立“日常监督+年度考核+绩效评价”体系，考核指标包括免疫密度、免疫抗体合格率、疫情处置时效、服务满意度等。湖北夷陵区实行“定岗不定编、减员不减支”，按每8000头生猪存栏配备1名防疫人员动态调整队伍；连云港市制定《政府购买动物防疫社会化服务管理规范》地方标准，考核不合格解除合作。
2. 实施成效：一是基层防疫能力显著提升，全国强制免疫抗体合格率常年保持在70%以上，连云港市达98.4%，荣成市猪口蹄疫抗体合格率98.7%、牛羊A型口蹄疫合格率96.7%以上；二是政府职能转变，兽医部门从“执行者”转为“监管者”；三是市场主体培育壮大，全国兽医社会化服务组织超3.2万家；四是养殖主体减负增效，散养户防疫成本降低30%以上，巴东县帮助养殖户增收超3000万元，撬动畜牧产值70亿元。
四、典型实践案例分析
（一）江苏连云港：标准化引领“1+N”模式
作为全国农村综合改革标准化试点，连云港构建“两翼一体”标准化体系，制定206项标准，实现服务全覆盖。推行“1+N”模式，“1”为强制免疫主线，“N”为采样、报告、协管等16项服务，培育67家服务企业，免疫抗体合格率从84%提升至98.4%，生猪死亡率下降4个百分点，畜牧业总产值增长12.5%。其经验被纳入省级地方标准，全国超1000人次调研学习，成为标准化标杆。
（二）湖北巴东：山区县“网格化+全链条”模式
针对山区散养占比93%的特点，巴东县财政每年投入1000万元，组建第三方服务公司，实行“一专多能、划块承包、网格管理”，聘用276名村级防疫员、20名特聘专员。服务覆盖免疫、诊疗、销售、政策兑现全链条，打造“巴东山味福”公共品牌，撬动畜牧产值70亿元，防疫员年收入翻倍，获评全国兽医社会化服务优秀案例。
（三）广西宾阳/北流：“1+6+N”整县推进模式
宾阳县构建“1个县级总部+6个片区服务点+N项经营服务”体系，将98名官方兽医统一派驻，防疫员从126人精简至68人，实行公司化管理。依托“牧运通”系统实现数字化管理，防疫员年均收入从1.2万元增至2万元，免疫密度保持100%。北流市试点后，村级防疫员平均年龄降低16岁，执业兽医资格人员占比从32%提升至57%，中专以上对口学历占比达100%，成为南方养殖大县改革样本。
（四）内蒙古：多元化模式全域覆盖
内蒙古推行“菜单式、打包式、拓展式、三位一体”四种模式，在47个旗县整市推进，整合社会资本参与无害化处理与防疫服务。赤峰市“十四五”期间获专项资金3063万元，成立服务公司84个；五原县防疫员工资从1.8万元/年涨至3万元/年，缴纳五险，队伍稳定性显著提升。通过“政府购买+市场运作”，实现散养户防疫全覆盖，牛羊养殖大县防疫效率提升50%，形成牧区兽医社会化服务特色路径。
（五）河北井陉：经费整合+第三方托管模式
井陉县整合中央、省、市、县防疫经费，取消村级防疫员补贴，公开招标确定第三方机构承接防疫检疫工作，实行绩效考核与经费挂钩。改革后防疫队伍专业化水平提升，免疫质量稳定，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提高30%，为华北山区县提供借鉴。
（六）湖南衡山/隆回：山区散养区服务模式
湖南省54个县市区成立130个服务组织，从业人员1607人，覆盖散养畜禽强制免疫。衡东县划分为17个服务网格，服务半径不超过5公里，队伍平均年龄降至48岁，专业人员占比从40%提升至80%，年完成免疫100万头次，服务散养户4万户。
五、存在的突出问题
（一）承接主体能力不足，服务质量参差不齐
多数服务组织由原村级防疫员组建，70%以上的服务组织牵头人为非执业兽医，人员年龄老化、专业技能薄弱，缺乏执兽医支撑，难以开展疫病诊断、净化等高端服务。广西北流市试点显示，服务组织无诊疗、无害化处理资质，仅能开展基础免疫；部分地区承接主体数量少，市场竞争不充分，存在服务垄断现象。全国执业兽医缺口超30万人，基层专业人才供给严重不足。
（二）财政保障薄弱，资金可持续性差
基层财政紧张，配套资金不到位，中央补助经费仅能覆盖基础服务，高端服务资金缺口大。35%的中西部县存在资金拨付滞后3-6个月的情况，无害化处理补贴标准低、拨付周期长，企业运转困难；部分地区实行“先垫支后结算”，服务组织资金压力大。湖南某山区县2024年防疫预算缺口达30%，桂阳县投入118万元购买服务，防疫员年均工资仅1.2万元，远低于当地平均水平。
（三）制度体系不健全，服务边界模糊
公益性与经营性服务边界不清，部分地区将检疫、疫情处置等法定职能外包，存在法律风险；承接主体资质认定、服务标准、合同规范不统一，缺乏全国性指导目录。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调研显示，35%的地区未明确服务清单，权责划分模糊。
（四）监管考核机制不完善，效能打折扣
基层监管人员不足，“一套人马、多岗兼任”，难以实现全程监管；考核指标重数量、轻质量，免疫档案造假、服务不到位等问题时有发生；信息化水平低，数据孤岛现象突出，缺乏数字化监管手段。部分地区考核仅看免疫密度，不查抗体合格率，导致“重形式、轻实效”。
（五）区域发展不均衡，基层覆盖不足
东部地区试点成熟、保障完善，中西部地区仅60%的县实现全覆盖；牧区、山区地域辽阔，服务半径大，冷链、交通等配套不足，“最后一公里”问题仍未彻底解决。内蒙古苏尼特左旗5637户牧民仅26名专职兽医，每千户配给率不足0.5%。

六、优化路径与对策建议

（一）完善制度体系，明确权责边界
1. 制定全国统一的《政府购买兽医社会化服务指导目录》，明确强制免疫、监测采样等可购买服务，划定检疫执法、疫情处置等禁止外包范围。
2. 出台承接主体资质认定、服务标准、合同范本等配套规范，建立准入、退出与信用评价机制。
3. 修订地方实施细则，厘清购买主体、承接主体、养殖主体的权责，强化养殖主体防疫主体责任。
（二）培育市场主体，提升专业能力
1. 支持执业兽医、乡村兽医组建专业服务公司，鼓励疫苗、兽药企业延伸服务链条，培育规模化、专业化承接主体。力争2030年实现每个县至少2家规范服务企业。
2. 建立常态化培训机制，开展防疫技能、法律法规、数字化操作培训，北流、宾阳经验显示，专项培训可提升服务能力40%以上。
3. 推动行业协会自律，制定服务规范，开展质量认证，提升行业整体水平。
（三）强化财政保障，健全资金机制
1. 建立中央、省、市、县财政稳定投入机制，提高中西部地区补助标准，将无害化处理、数字化建设纳入保障范围。中央财政购买服务补助比例提升至40%以上。
2. 优化资金拨付流程，推行“预拨+按月结算+年终考核”，缩短拨付周期，缓解企业资金压力。
3. 探索“政府购买+市场收费+保险联动”模式，鼓励养殖主体购买增值服务，实现服务组织“自我造血”。
（四）健全监管考核，提升服务效能
1. 构建“政府监管+行业自律+社会监督”三维体系，配备专职监管人员，实现全程闭环监管。
2. 完善量化考核指标，将免疫抗体合格率、疫情发生率、服务满意度、养殖户评价作为核心指标，考核结果与经费、续聘挂钩。
3. 推动数字化赋能，建设“智慧兽医”平台，实现免疫档案、采样监测、资金拨付全程可追溯，湖北夷陵区、广西宾阳县实践证明，数字化可提升监管效率60%。
（五）统筹区域发展，补齐基层短板
1. 加大对中西部、山区、牧区的政策倾斜，配备冷链设备、防疫车辆，青海玉树州配发高原兽医车，有效破解服务半径难题。
2. 推广网格化管理、片区化服务，缩小服务半径，提升响应速度，巴东县服务响应时间缩短至2小时内。
3. 建立区域协作机制，推动东部地区帮扶中西部，共享技术、标准与经验，实现均衡发展。

七、结论与展望

政府购买兽医社会化服务是我国兽医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创新，经过多年实践，已形成多元化主体、多层次服务、多渠道保障的发展格局，在筑牢动物防疫屏障、转变政府职能、助力乡村振兴中发挥重要作用。截至2025年，全国90%以上县市区开展试点，3.2万家服务组织年服务畜禽超120亿头只羽，强制免疫抗体合格率稳定达标，基层防疫体系实现系统性重塑。但当前仍面临承接主体薄弱、财政保障不足、监管机制不健全、区域发展失衡等问题，亟需从制度、主体、资金、监管、数字化等方面系统发力。

未来，随着畜牧业规模化、标准化发展与公共卫生安全需求提升，政府购买兽医社会化服务将向专业化、标准化、数字化、一体化方向发展：承接主体将以执业兽医为核心，服务能力向疫病净化、无疫小区建设升级；服务标准全国统一，实现可复制、可推广；数字化平台全面覆盖，实现全程智慧监管；公益性与经营性服务深度融合，形成“政府保基本、市场供优质”的完整体系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应坚持问题导向、目标导向、结果导向，总结连云港、巴东、宾阳等典型经验，因地制宜完善政策机制，持续提升兽医社会化服务质量与效能，为保障畜牧业高质量发展、维护公共卫生安全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实支撑。